郑玄通学与郑王之争研究
山东高密人郑玄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代宗师，清代的学者每将之与朱熹并称。“汉学”和“宋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两种主要形态，郑玄是汉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则是宋学的集大成者。郑玄生活在汉末，距今已近2000年，在这将近2000年的历史上，因为郑玄的学术影响力，不知道有多少人对郑玄的学术作过讨论，尤其是清代的学者。因此要对郑玄的学术在新时代重作研讨，想要“添补空白”，那恐怕是不可能的。但对中国传统学术作新的研讨，又是人文社会学科人士少不了的重要任务。在这样的形势下，要对郑玄经学这样一个古老课题进行新的研究推进，而不炒冷饭，那是需要有一点学术勇气的。史应勇先生便是这样一位研究者。史应勇先生1986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斯维至教授攻读先秦史方向硕士学位，1989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7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师从著名史学家朱维铮先生攻读中国文化史方向博士学位。2001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又到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主要从事中国经学史的研究。他对郑玄的研究用功最勤，取得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成果，仅公开发表的论文就有《郑玄与〈孝经〉》、《由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到括囊大典、贯通六艺——论郑玄通学的产生》、《郑玄经学三论》、《传世〈孝经〉郑注的再考察》、《郑玄礼学的“非学术”意义》等近十篇。20余年的厚重积淀与对郑玄的持续关注与潜心研究为这本书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研究这个课题首先要面对的一项颇为艰辛的学术任务是清理前人留下的汗牛充栋的研究史资料，史应勇甘于在这项寂寞的基础性学术工作中付出相当的、认真细致的劳动，其精神在当下实属难能可贵，这种精神从本书的“研究史”一章可见一斑。在充分驾驭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鉴于前人对郑学的研究大多从文献训诂的角度入手，史应勇选择了思想文化史的角度，这也缘于他本来师出以思想文化史研究见长的朱维铮先生之门。可是，郑玄的经学是以笺注的形式出现的，详于名物度数、声音训诂之学，思想脉络则若隐若现，难以钩稽，因此，此课题的难度可想而知。而作者知难而上，不畏艰辛，锲而不舍，沉潜往复者数年，终于做出可喜的学术成绩，出版了这部三十万字的《郑玄通学及郑王之争研究》，由清华大学经学研究中心主任彭林教授亲自作序。
本书主要在以下一些问题上的学术分析颇值得关注，如：郑玄虽以笺注为主要学术表现形式，但在当时，他不是以“古籍整理”的身份现于社会的，而是被人们看作深通治人治世的一位高人，经学在当时也主要发挥着这样的社会功能，那么，他对儒家经典的总体认识到底如何？再如：郑玄的三礼体系到底是在怎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它们之间到底有怎样的相关度？如何把这种体系的形成放在当时特殊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加以认识？又如：郑玄通学到底呈现了怎样的学术观念取向？为何东汉以来早已有了今古兼采的学风，唯独郑学实现了“小统一”？又如：郑王之争这场学术公案到底有着怎样的学术思想史的意义？等等。这些都是以往的相关研究没有解决的课题。
史应勇此书虽然将郑学放在思想文化史的视野下考察，却又非常注重文献的考订、对勘，力图将考据与义理有机地结合，力图将思想文化史研究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这又是他的一种颇值得称道的学术精神。
作者：甘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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